（3）此次法官法修订的最大亮点，是确立了法官需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

这究竟是一种无私，还是一种愚蠢？从她的丈夫与儿子的角度来看，似乎这是一种巨大的无私：连生命都可以为对方付出，这样的爱多么值得感动，这不是无私又是什么呢？然而，为了给丈夫生个儿子，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完全不考虑年幼的两个女儿以及年迈的父母，这能算是一种无私吗？ 我特别地想问这样的女性一句，难道你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给夫家传宗接代？ 拜托，不要再沉迷于自我臆想的无私之中了。更为残酷的是，在婚姻遭遇暗礁时，回归家庭的女性往往会面临悲惨的境遇。

这样的做法，不仅无法改变被支配者的糟糕境遇，反而可能会使强势者更加地不可一世，甚至以主人自居，而把对方视为奴仆。《生门2》中讲到一名产妇，在经历两次剖腹产而已育有两女的情况下，冒巨大的生命危险生育第三胎，目的就是想要一个儿子。之前看到一篇关于孩子性意识的文章，其中讲到三岁的孩子就会有性意识。丧偶式育儿概念的流行，也表明这样的现象正日益变得常见。所以，无论是两性关系，还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还是先谈权利与义务，再来谈爱与付出吧。

其中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如果听从自己的内心，我们会发现，真爱一个人，我们愿意为他/她付出生命，付出所有，愿意为他/她变得更加美好，做好自己的事情，支持他/她去实现梦想。由于国家并不是一个实体，保护义务的履行，以及国家是否热爱民众，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来体现。这里所指的法律顾问队伍，是由政府法制机构人员、相关专家和律师三部分人员组成的。

这些在过去高教改革举措方面已有种种尝试，但都存在着决策针对性不强、政策实施过程中应有的效益逐级递减、流于形式等问题。法治人才的培养，既要符合法律职业的属性，也要符合一般人才培养的属性。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必须统筹全国法学教育资源。如博士生质量整体下滑的问题，招生计划的确定问题。

我们可以说是没有处理好法治人才培养的双重属性问题，但实际上在于部门利益垄断局面的维持，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法治人才的培养。然而对于这四部门间的关系及其定位是否符合法治人才培养的规律和特点，还有很大的探讨余地。

应该说在这一计划的倡导和示范下，法学院校和实务部门之间较过去有了明显的联系和交往，资源共享、互利共赢的成效也十分显著，是克服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界脱节的一个好办法。6、法学家和专家团队 《决定》指出：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这就需要我们拿出自我革新的勇气，一个一个问题解决，一项一项抓好落实。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此外，还应看到的是，我国法律人才培养的另一个主体——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教育部成立的法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目前仍纯由高校法学教师构成。总量上看，总体布局已经完成，但学校需要仍然很大，那么如何解决适应需求、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都是问题。这中间不同部门对文件关键字眼的斟酌推敲，显示了部门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的重大程度。目前仅有法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有中央政法委、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两院、全国律协等实务部门专家参与。

此外，还存在培养模式相对单一，学生实践能力不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培养不足，国家急需的具有国际意识、国际视野、国际法律实务技能的高端法律人才奇缺等问题。三、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与管理模式 字面上看，《决定》提出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任务，意味着现有的法治人才培养机制还存在问题，还不满足某种需要，有创新的必要。

这其中真正涉及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只有健全政法部门和法学院校、法学研究机构人员双向交流机制，实施高校和法治工作部门人员互聘计划这一句话。一、引言 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顶层设计和宏观决策，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已有非常明确的论断。

特别是2000年将全国五所政法大学脱离司法部，并将其中的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划归地方政府管理后，弱化了三所高校传统的办学优势和学科专业特色，过去长期对区域的辐射和对全国的带动引领作用都受到极大限制，加剧了东西部法学教育资源分布上的差距。他对于其中第五项措施的特别说明，显示了张文显教授独到的观察和根本性把握。管理体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不适应的问题表现很多，这里举两个突出的例子： 1、关于学位授权管理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涉及哪个法学院有资格培养什么学历、学位层次的法科学生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改进和完善，必须建立在对法治人才培养规律和特点深入认识和把握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富有启发性，对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教育部门对此并不了解，在实施宏观统筹管理过程中无法做出针对性判断。

那么我国目前法治人才培养机制的现状如何？都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评价。按照《决定》，法律服务队伍包括：（1）律师。

除此之外，对于从事法律法规起草的立法工作者、其他行政执法人员、法学教育研究人员，国家采取鼓励的政策，而非强制性取得职业资格。4、法律顾问队伍 《决定》指出：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初步形成了教育部门宏观管理、司法部门行业指导、教育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法学院自主管理‘四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既有以法学理论传授为主的法学学术教育，又有具备行业特点的法学专业学位教育，还有贯穿于法律职业生涯的继续教育。机制一般指有机体的构造、功能及其相互关系。

教育部法学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则完全由法学院校专家组成。其二，将传统的全国五所政法大学中的华东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统归教育部管理，与目前教育部所属的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法学院一道，形成全国的法治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权威部门和法学界对此也做出了进一步阐释或解读。这里指出的这些问题，包括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理实脱节的问题、培养与考试和职业不衔接的问题、职业伦理训练不足的问题等等，都是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也都是多年来法学教育界一直强烈呼吁改革的棘手问题。

（第四部分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提高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关于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存在的问题，袁贵仁承认： 不同地区之间法学教育资源特别是师资配置仍不平衡，法学院校与法治实务部门协同育人机制不够完善，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法律职业的衔接不够紧密，职业化与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相互结合还不够到位，加强和改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人才培养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刻不容缓。

在《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一文中，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对我国目前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和管理模式做出如下概括和描述：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学位教育为主体、其他教育为补充，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进修相互衔接的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为法治领域输送了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决定》要求，这三者应构建成为一支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律师队伍。

《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等三个文件，从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到正式发布经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法律实务部门长期游离于法律人才培养活动之外。

第二个矛盾是研究生教育总规模与地区和学校的差异性，博士生北京72204，上海28840，江苏25091，而西藏15个，宁夏88，青海135。新中国成立后，比较注重和强调法律人才培养的教育属性，而忽视法律实务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导致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的长期脱节。根据《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中办发厅字[2015]25号），法律职业明确界定为具有共同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职业伦理和从业资格要求，专门从事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和法律教育研究等工作的职业群体。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法律顾问、仲裁员（法律类）及政府部门中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人员，应当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

关于法律人才培养活动的管理，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基本是由司法机关领导和管理的。从《决定》内容来看，法治专门队伍是法治工作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立法队伍、行政执法队伍、司法队伍，这是从实施法治的不同环节划分的，形象且容易记忆，从具体的职业类别看，主要包括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

除此之外，张文显教授分析了法治人才培养机制不适应、很不符合问题，在他看来，最大的不足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教育的薄弱，致使西方法治理论一度在教材和教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没有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自信和理论自觉，对西方法治模式和法治理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和危害认识不足。张文显教授的分析，重点强调了法律教育的目标、方向的政治性问题，并未涉及法治人才培养机制问题。

5、法律职业 这一概念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学作品中经常使用，但在中共中央发布的正式文件中，这可能是第一次出现。但《决定》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将这一概念限定在了各级党委的政法委。

(责任编辑：徐克)